每天接洋洋放学，是杨建芬最开心的时刻。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赵孟图
“妈妈今天挣了多少钱？”
“18元。”
5月8日晚，53岁的杨建芬停好三轮车，对5岁的养女洋洋（化名）说出这个数字，“够我们娘俩吃两碗面了。”这是略感欣慰的一天，即便生意最好时，也不过收入22元。
十年前的那场灾难，将杨建芬的生活截成两段。
5·12地震中，她和丈夫失去了16岁的独女，接着丈夫抑郁，试管婴儿失败，第一次收养的女孩出走……当第二次收养的女儿洋洋一天天长大时，丈夫却被查出罹患癌症，不到一年就离她们而去。
丈夫给他留下了一辆电动三轮车，成了她艰难度日的全部依靠。
绵阳市卫计委的数据显示，震后十年间，北川有超过个家庭顺利实现再生育，诞下超过个孩子。另有少数无法再生育夫妻，通过收养等手段完成“自救”。新生儿的到来，让一个个破碎的家庭重获安慰。
和所有震后再生养的父母一样，杨建芬面临高龄抚养的经济和心理双重难题。更大的忧虑在于，与女儿成长速度同步的，是她日渐衰老的身体，“我老了，她还没长大怎么办？”
母女相依为命，洋洋很黏杨建芬。
杨建芬没有被击垮，地震后，她作为志愿者帮助过许多家庭。洋洋的出现，更让她感觉，“女儿又回来了”。
长辫子
53岁的杨建芬皮肤蜡黄，像一颗干枯的树。她虚弱地坐在沙发上，垂到腰的辫子格外惹眼。“都说时间长了会忘了，她那么优秀怎么忘得了？”她叹息，迷茫的眼睛望向屋顶。
女儿方娟年16岁，在北川中学读高一，品学兼优，当了三个班干部职务。她当时个头已冲到一米七，一头辫子垂到膝盖，在北川中学无人不知。
杨建芬记得，女儿曾很认真地对她说过，“我的头发是你给的，你的头发是外婆给的，不能剪。”女儿离世后，她也十年未剪头发，要不是后来掉发，如今或许快到脚踝了。
地震来袭时，大地仿佛急转弯的车子，完全站不稳，她和同事混乱中逃到坝子里，抱着一棵树以使身体保持平衡。身后，7层楼高的北川大酒店瞬间变成4层，3层陷入地下。眼前的地面突然裂开，又合拢。
半个小时后，杨建芬才感觉到脚疼，一看两只脚血肉模糊。她被一个年轻人背到相对安全的职业中学，当时通信中断，他不知道女儿是生是死，也联系不到外地打工的丈夫。
升高中时，女儿考取了绵阳的南山中学，这是一所重点中学，但北川中学还是将方娟留了下来。后来，女儿多次提出想转学，地震发生前不久，杨建芬还去找过班主任，但未能说服老师，她后来心痛不已。
5月11日是周日，女儿下午去学校上晚自习，临走特地到妈妈工作的北川大酒店，拿了一颗棒棒糖给妈妈，杨建芬不喜欢吃甜，女儿还是让她尝了一口才离去。
到学校后，她接到女儿用老师手机打来的电话，“妈妈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忘记给你买礼物了，下周回来补上。”
“你记得就行了，还买啥子礼物嘛。”这是杨建芬最后一次听见女儿的声音。
每年杨建芬和丈夫过生日，女儿都会用他们给的压岁钱，给他们买礼物。有一次，她发现女儿放学没按时回家，正要出门去找时，女儿却已站在门口，“一只手拿着花，一只手拿着一个钱包，说‘妈妈生日快乐’。”
杨建芬说她忘了自己的生日，女儿提醒她，“爸爸妈妈必须过生日，我们小孩子没有生日。”
震后的两天里，道路中断，信息不畅，她拄着拐杖，医院，“她那么坚强，肯定是从楼上跳下来摔伤了，一定是在哪儿治疗”。
医院都没有女儿消息。
5月16日，她来到北川中学，一位搬运遗体的工作人员告诉她，方娟前一天已经运走了。
“你怎么知道是方娟？”她问。
“那么长的辫子，在北川没有第二个。”对方回答。
“拉去哪里了？”她着急追问。
“拉去火化了。”对方说。
杨建芬整个身体像被抽了骨头，瘫坐在地，嚎啕大哭。
再次见到女儿，已是年底，她到绵阳市公安局查询震后死者信息，在电脑里看到女儿当天的照片。
女儿就在眼前，“她仰着头，还是那么长的头发，身体一点伤口都没有。”胸前多了一个编号：。
杨建芬确认女儿已经离开的事实，她趴在电脑前放声大哭。警察没有制止，不停给她递纸，安慰她要坚强。
杨建芬翻看遇难女儿的照片，神情哀伤。
活下去
女儿罹难后，如何活下去成了一个问题。
躺在闷热的安置房里，她想过自杀。可是一想到女儿，“她那么懂事，那么优秀，肯定也希望我们好好活着。”杨建芬非常确信这一点，她甚至觉得，作为一个优秀女儿的母亲，她不能被打倒。
方娟是个难得的好孩子，这不是因怀念而做的记忆修饰。比如，才11岁，女儿就开始做饭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杨建芬从来不操心，“妈妈你坐着，我去做饭”，吃完饭，女儿一口气又将碗洗了。
杨建芬没有专门教过女儿，都是她看着妈妈自学的。有一年杨建芬被蛇咬了，在医院躺了半个月，女儿每天送饭，三顿饭换着花样，连医生们都羡慕他有个好女儿。知道她吃饭离不开辣椒，女儿特地每餐带个小酒杯，盛放辣椒做的蘸水。
这些记忆在她脑海里回闪，像一个个明确的提醒，要她活下去。
地震刚过去十多天，杨建芬就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工作，穿上绿色的工作服，为安置点名灾民做饭，帮修建新房的老百姓捡砖头，十个指头磨出了血。这种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。
年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在北川设立援助工作站。工作人员了解到杨建芬的情况后，决定将她吸纳到援助站的志愿者工作中来。
在这里，杨建芬接受了专业的心理辅导，又帮助心理专家辅导其他灾民。
工作站原副站长傅春说，灾民们的心理状态常人无法理解，专家们主要以陪伴的方式，让他们倾诉，获知杨建芬女儿的理想是做公益，他们便在工作站开展一些社会工作，“让她延续女儿的心愿，获得肯定，找到活着的价值”。
导演黄小峰当时正帮中科院心理所拍一部纪录片，他说，中科院招募的志愿者有好几十名，最后“大浪淘沙”，就剩杨建芬留下来，“别人都是安排多少做多少，她是没有事情总要自己找些事情做的那种人”。
黄小峰记录下了杨建芬接受心理辅导的过程，“差不多是她在镜头前面哭，我在镜头后面哭。”经常一屋人哭成一片。
哭过之后，杨建芬开始帮助别的灾民，却无法帮到丈夫方永贵。
女儿离开后，方永贵以酒度日，52度的白酒，一天喝一斤，终日闭门不出。
杨建芬理解丈夫，他们都害怕那个可怕的问题：“你们女儿呢？”有些人是无意的，有些却是故意的。
有一次被问过后，杨建芬看见丈夫默默流泪。
再生育被提上日程，但夫妻二人都已高龄，自然受孕概率很小，只能考虑做试管婴儿。杨建芬奔波于绵阳和成都，抽血、调理身体。她当时已经44岁，频繁的抽血让两只手肿得像一对剥了皮的紫薯。
终于调理好身体，抽取的卵泡质量也达标后，医生发现，丈夫方永贵的精子已经所剩无几，“都是喝酒把精子杀死完的”。
杨建芬陷入绝望。方永贵沉溺在酒精中已无法自拔，没有酒就会打人。有一次，黄小峰问他，“喝这么多受得了吗？”方永贵冷冷地回答，“不喝才受不了。”
不久，方永贵被诊断为抑郁症，不得不每日服药。
杨建芬作为志愿者表现优异，获得不少荣誉。
“女儿又回来了”
收养是他们最后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“我失去了一个女儿，一定要再养个女儿。”这是创痛留下的心结，杨建芬非常明确，她不要男孩，只要女孩。
年，杨建芬与弟弟商议后，决定将其亲弟弟16岁的女儿伟丽，过继给自己，一来本身有血缘，再者伟丽与方娟年龄相仿，或能在一定程度上，缓解对亡女的思念之痛。
杨建芬希望伟丽像失去女儿一样懂事，但她个性已定型，加上正值青春期，叛逆显露，相处的矛盾渐渐积累，最后只能解除收养关系。
杨建芬对这段经历不愿多谈。黄小峰知道，这次不愉快的相处，让她再一次受到伤害，但也让她明白，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建立亲情，并非易事。后来，她将收养对象限定为婴儿。
时间跨入年，许多年轻夫妇，已经自然怀孕或者借助试管婴儿技术，获得了“新生”。与杨建芬同龄的向碧蓉，也在年通过收养完成了“自救”。向碧蓉15岁的女儿殒命于北川中学，她还有一个身体残疾的儿子，生活无法自理。
杨建芬有些着急了，她已经做了4年志愿者，在北川县城小有名气，希望收养一个女儿的消息，也四处传开。绵阳周边的福利院都被她跑遍了，甚至还到过北京、天津和上海，不是孩子有问题，就是因手续复杂，被迫放弃。
绝望时，方娟的影子时常出现在梦里：十斤重的大米和菜籽油，女儿一口气就提到了六楼；女儿在厨房里做饭，长辫子一直垂到腰上；一桌子菜很快就摆满了，女儿喊着爸爸妈妈来吃饭……
可是，她怎么也看不见女儿的脸。老人说，梦见死去的亲人，都看不见脸。
年农历正月，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，杨建芬被朋友拉到公园散步，听见桥下有“哇哇”的叫声，大家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个出生不久的弃婴。众人报了警，她又到绵阳登报寻找亲生父母，三个月无果后，民政局为她办理了收养手续。
实际上，方永贵最初并不同意收养婴儿，“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以后我们死了她还没长大”，方永贵认为这是不负责的。
杨建芬劝丈夫，“如果我先死，以后还有她陪着你，害了病也有个端饭倒水的人。”
这个弃婴就是洋洋，她的出现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个破碎的家庭。方永贵也从最初的拒斥，变得喜出望外，“喜欢得很，抱着就不想放下来”。邻居们也祝福她，“你做了那么多好事，这是老天送你的。”
重新抚养一个孩子的艰辛，超过了她的经验。发现洋洋时，这个小生命瘦得像只老鼠，甚至许多人都以为活不了。医院里暖箱里住了半个月，才睁开眼睛，一次就花了2万多元。
恢复生机后的洋洋，每个月要吃掉六七罐奶粉。尿不湿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。两项加起来，一个月要两三千元。
杨建芬没有工作，每月收入只有丈夫多元的退休金。
丈夫精神和身体都很糟糕，夜里照顾孩子的任务，落在杨建芬一个人身上。每晚三次喂奶，白天更是得寸步不离。她原本斤的体重，渐渐降到不到斤。
她并不期待洋洋能多优秀，但还是不自觉与方娟比较起来：洋洋1岁零2个月走路，方娟8个月就会了；洋洋1岁零7个月才会说话，方娟1岁就可以叫妈妈。
虽然比方娟发育迟缓，但当她第一次听见洋洋冒出“妈妈”这个音节时，依然兴奋了好几天，“感觉女儿又回来了”。
杨建芬家厨房，挂钩都是买的简易胶贴。
“这是妈妈”
年，方永贵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脚掌肿得连拖鞋都塞不进去，吃饭也吞咽困难。医院检查，只能求助于小诊所和民间偏方，按照“脑萎缩”来治疗。
杨建芬成了家里顶梁柱。
洋洋两岁了，杨建芬找到一份社区网格员的工作，每月可以获得元的报酬。她用绳子将洋洋背起来，走街串巷，抱着大叠文件，登记住户等信息。
一次登记信息后，来不及将洋洋拴在背上，一只手抱着洋洋，一只手抱着文件，突然脚下踩空，从楼道里摔了下来，滚了半层楼梯。
洋洋大哭，“脸都被摔烂了”，在医院住了半个月。
隔代抚养不仅面临经济负担，心理上的压力更是这个群体隐秘的苦楚。
有一次，杨建芬和向碧蓉推着孩子散步，远处一个熟悉的人发问：“这是你们的孙子呀？”
“是我啥人关你毬事！”性格耿直的向碧蓉骂了回去。
相比之下，性格温和的杨建芬要委婉很多，她会主动避开那些看笑话的人，实在无法拒绝，她只能说：“逗你们见笑了，这么大年纪才养娃儿。”那语气几乎是在乞求。
这无意戳破了一个真相：她还能陪女儿多久？
现在，洋洋读幼儿园，各种费用和开支已让她吃不消，以后的开销只会更大，而她却在变老，如果供到洋洋大学毕业，她已经70岁。
“我们都死了，她还没长大怎么办？”她又听见丈夫的哀叹。
洋洋体质差，几乎每年过年，医院度过的。一旦感冒，鼻炎、扁桃体炎、眼膜炎接踵而至。家中两个病人，让杨建芬心力交瘁，严重的时候她的晕病就会犯，“周围天旋地转，只能躺下去”。
去年10月，医院住院，医院住院，她刚照顾洋洋打完吊针，又要跑去照顾丈夫。她不放医院，便趁着医生不注意，医院。
失去女儿的恐惧在纠缠着她，除了去幼儿园，她与洋洋几乎寸步不离。
年夏天，杨建芬正在家里洗碗，转头发现洋洋不见了。她冲下楼在附近几条街找了个遍，最后发现洋洋在小区里跟孩子们玩。她气得想打人，可唤了声洋洋，女儿马上跑到身边，怒气顿时无影无踪。
次日，洋洋又一声不吭消失了。杨建芬一边哭，一边喊洋洋的名字，找了两个小时都无人影。她怕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，心急如焚。最后，她在一家婚纱店里发现了女儿。这次，她让洋洋跪下，用棍子教训了她。
夜里，她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，压低声音哭泣，没想到被洋洋听见了。“妈妈，你怎么又哭了？”听见女儿稚嫩的问候，她又觉得浑身是劲。
洋洋一天天长大，已经40多斤了，看起来比同龄孩子要壮实些。杨建芬觉得，小女孩除了性格有点好动，越来越像方娟。甚至肥嘟嘟的脸蛋，也和方娟有几分神似。
她去幼儿园接洋洋，不时有小朋友喊，“你婆婆来接你了”，这让杨建芬有些尴尬。洋洋马上纠正，“这是我妈妈”。
幼儿园老师说，洋洋几乎没有和别的小朋友闹过矛盾，有小朋友欺负她，她总是躲开。吃完饭，洋洋还会主动去收碗。这是她在家里养成的习惯，杨建芬忙不过来时，洋洋就抬个板凳，站在上面洗碗。
洋洋的衣服和玩具都是邻居送的，但她从不嫌弃，一双鞋子破了，她还让妈妈帮她补好，杨建芬买回胶水，粘好脱胶的地方，继续给她穿。
杨建芬在人社局门口等待客人，这天她一无所获。
“向方娟姐姐学习”
杨建芬以为，一家三口的生活会逐步正常，无法料想还有灾难找上她。
年初，方永贵被确诊淋巴癌。她还记得，医院拿回检查报告的情景，“他把检查报告丢在桌上，说，‘给你看，癌症，这下规矩了’（没救了）。”丈夫此前说话非常吃力，一般只能从喉咙里发出“嘿—哈”这样的简单字词。
杨建芬不信，又说服丈夫到绵阳复查，找了三个医生，最终确诊。杨建芬的眼泪淌到了脖子，绝望再一次笼罩这个家庭。
接下来的半年里，杨建芬四处借钱。现在，她尚有8万元的债务未能偿清。她说，如果自己实在无力还完，洋洋长大会记得。
年下半年，自觉无望的方永贵从绵阳转回北川，医院保守治疗。杨建芬带着洋洋陪伴在丈夫身边，度过了最后的艰难时日。4岁的洋洋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，但她已经可以给爸爸喂药，安静地站在病床边陪伴。
11月初，方永贵病故，留下她与洋洋相依为命。
杨建芬觉得，她把别人几辈子经历的苦，都经历完了。
在家里闷了几个月后，她决定找份活干。年底公安部门召集巡逻员，她报名参加，成为巡逻员中唯一的女人。
每天晚上，她把洋洋哄睡着，用被子在周围摞起一道“墙”——怕她掉床下去，这才悄悄出门。从晚上10点半工作到次日4点半，每月元报酬，连续工作两个月。
1月8日夜里，北川突降大雪，杨建芬在街上拍了照片发到
